增殖放流是在對野生魚、蝦、蟹、貝類等進行人工繁殖、養殖或捕撈天然苗種在人工條件下培育后，釋放到漁業資源出現衰退的天然水域中，使其自然種群得以恢復，再進行合理捕撈的漁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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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與海洋環境保護密切相關，海洋環境的惡化會對漁業造成嚴重的損害，漁業受到損害又會加重海洋環境惡化的程度。近年來，沿海和江河流域地區在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和資源開發的同時對自然水域的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影響。污染物的大量排放、近海及江河、湖泊密集頻繁的水上工程施工、大面積圍海圍湖造田及過度漁業捕撈等，使我國近海和內陸水域（江河、湖泊等）的漁業資源嚴重衰退，水域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下降、水域生態荒漠化的問題十分突出，許多天然水域經濟魚類種群數量大幅度減少，捕撈產量、個體重量下降，各類水生野生動物棲息環境遭到破壞，瀕危程度不斷加重。因此，科學規范地向海洋、河流和湖泊等天然水域人工增殖放流魚、蝦幼苗，增加水域資源量，是養護水生生物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改善水域生態環境和促進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項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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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增殖放流作為一種有效的漁業管理手段已有國內外日益普及，其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放流技術、效果跟蹤以及管理措施方面，而有關增殖放流對漁業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作者擬在該方面進行初步探討，旨在為漁業增殖放流的健康、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漁業增殖放流的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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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漁業增殖放流活動始于19世紀中葉，從亞洲移植鯉魚至歐洲、澳洲和北美洲，主要是用以增加內陸江河與湖泊因各種原因而遭受破壞或衰竭的水產資源。目前在國際上已經建立了良好的增殖放流活動機制，在世界范圍內有超過100個品種被放流，如日本的三文魚、扇貝、紅海鯉魚、對蝦以及比目魚，美國的紅點鮭、斑紋鯔，中國的四大家魚、中國對蝦、中華鱘和多種經濟性魚魚，臺灣將人工魚礁也作為一種增殖放流活動?(Liao,?1999)。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有關機構統計?(FAO,?1999)，發現漁業增殖最普遍的形式是資源放流和物種引進，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加人類食物種類和數量以及增加收入，而為建立與發展休閑漁業而進行的增殖放流則位居第二，目前在全球范圍內為增加食物和收入而作為增殖放流對象最重要的種類為莫桑比亞的羅非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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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增殖放流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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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內域水域的漁業殖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在以前，由于波羅的海周圍河流沿岸各種水電站的興建，破壞了魚類的自然產卵，因此歐洲將人工培育2齡鮭放流到這些河流中作業漁業增殖的一個重要項目。1984年，瑞典在這些河流中放流了400萬尾2齡鮭（其中有小部分是海鱒），芬蘭1985年孵化了200萬尾幼鮭并放流到這些河流中，以彌補自然產卵場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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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自1882年隨著第一個商業性的魚類孵化場建成以來，一直致力于鱈魚幼體的增殖放流，一直持續到1967年。最初是直接放流剛孵化出來的魚卵，從1970s中期至1991年，轉為放流幼稚魚，但根據長期的跟蹤監測結果發現增殖放流效果均不太理想（Blaxt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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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增殖放流始于19世紀后期，其目的增加江河中因伐木、鐵路建筑和圍壩等建設工程而受損的三文魚資源。然而，開始時效果并不明顯，但隨著增殖放流技術的逐步提高，江河中三文魚資源量增殖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海洋增殖則不太理想?(Arnason,?1999)。進入20世紀后，政府行為的海洋增殖放流項目均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并在整個沿岸水域進行了廣泛的推廣，增殖放流的對象主要為一些高價值的魚類(Arnason,?1999)。目前在美國沿岸進行的增殖放流規模越來越大：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沿岸每年放流的魚苗超過了20億，費用約達1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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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由于其得天獨厚的河流條件、擁有大量未受污染的淡水、海洋生產力較高以及采取積極漁業管理措施（如海上禁捕三文魚），因此從20世紀初以來所進行的增殖放流均非常成功，且放流種類僅為大西洋三文魚一種，海上放流的都是一些2齡或接近2齡的幼魚?(Arnas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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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在1800s中后期開始了漁業的增殖放流活動，起初是在私人水域中放流墨累河鱈魚（1862年以前），然后是引進褐色鮭和大西洋三文魚在公共水域中進行放流（1888年），接著是開展虹鱒的增殖放流（1894年）(Planning?NSW,?in?draft)。這些早期的引種或增殖放流其目的在于建立和發展休閑漁業，因為休閑漁業在澳洲漁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很少去了解或考慮由此所產生的負面效應(NSW?Fisheries,?2002a)。褐色鮭在19世紀70年代末被初次引進到澳洲西部沿岸進行增殖放流，但當時由于某些未知原因，這些放流未取得成功而暫時擱淺，直到1931年隨著位于Pemberton的1個產卵場成功地引進了褐色鮭魚卵并將孵化的幼魚放流到當地河流后，增殖放流才得以重新開始。20世紀60年代中期，澳洲的昆士蘭州為建立和發展休閑漁業而考慮引進尼羅河鱸魚并放流到圍壩水庫中，到了1990年至這些放流活動在開放的江河系統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Russell?and?Rim?鄄mer,?in?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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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增殖放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得到了廣泛的發展，且全部政府行為的社會福利活動。因為捕魚在日本是一項傳統活動，是大多數漁村漁民和家庭生存的基礎，政府認為有責任維持這一活動，因此政府在魚卵的孵化、幼體的培育以及幼魚的放流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以促進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在日本的近岸漁業中，漁業的增殖放流相當關鍵。據統計，在20世紀80年代末，增殖放流所提供的漁獲量占了近岸總漁獲量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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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漁業資源放流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當時是在江原道放流了大馬哈魚，這可以看作是韓國的第一次增殖放流活動。其后，隨著漁業水產資源的變化情況，韓國的水產管理部門和研究部門以及民間機構陸續開始放流新的品種。1986年，韓國政府開始把水產資源增殖放流當作一項正式的產業扶持發展。目前，韓國重點放流的水產種苗，共有38個品種，其中魚類品種29個，占全部放流種苗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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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蘇聯，鱘魚業在漁業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海的鱘魚漁獲量約20000噸，占世界鱘魚總產量的70％以上。但是由于在頓河和伏爾加河上建壩以及污染等原因，使鱘魚資源下降。為此，政府興建了一些孵化場，進行了鱘魚幼苗的增殖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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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增殖放流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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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了恢復天然水域漁業資源種群數量，首先在黃渤海開展了中國對蝦增殖放流，隨后在沿海、內陸水域都開展了一定規模的漁業資源增殖放流，增殖品種有中國對蝦、長毛對蝦、扇貝、梭子蟹、海蜇、海參、銀魚、“四大家魚”、鯉、鯽、中華絨毛蟹、中華鱘、胭脂魚、大鯢等。尤其是近年來，我國有關科研部門開展了持續的增殖放流活動和長期的漁業資源增殖研究，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對天然水域實施一系列的漁業資源增殖放流活動。遼寧、山東、福建、廣東、浙江等11個沿海省(市)分別開展了對蝦、海蜇、扇貝、大黃魚等海水魚、蝦、貝的增殖放流；云南、湖北、江蘇、青海等17個省(市)放流了四大家魚、中華鱘、大銀魚、青海湖裸鯉等淡水魚種、魚苗、魚卵及蝦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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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農業部組織開展了全國水生生物資源增殖放流工作的全面深入開展。據全國30個省市(區)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各地已累計向海洋及內陸水域中投放經濟魚類資源苗種達160多億尾(粒)，投入放流資金近1．8億元，分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0％?和40％。特別是在廣東、北京、上海、海南、湖北等開展的主題以“珍愛活龜，保護海洋”、“珍愛國寶中華鱘，保護長江母親河”等為主題的放流活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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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農業部落實中央財政“水生生物資源增殖放流示范項目”，不斷推進全國漁業資源增殖放流工作，放流規模和資金投入均創歷史新高。據統計，2007年全國向各類天然水域投放各種魚、蝦、貝類等經濟魚類苗種194.6億尾（粒）,投入資金2.64億元。增殖放流投入產出效果極為顯著。與此同時，在各類天然水域放流國家一、二級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中華鱘、胭脂魚等440萬尾（頭），拯救瀕危物種，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平衡，取得了顯著的生態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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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漁業局組織有關專家經過調研和廣泛征求意見，對于加強漁業資源增殖放流工作達成了共識。并發出《關于加強漁業資源增殖放流的通知》，以提高各地對漁業資源增殖的認識；并以實施通知各項要求為基礎，制定《漁業資源增殖放流管理規定》，進一步規范增殖放流行為及其管理，將此項工作做為政府的一項常規性管理工作。與此同時，鼓勵相關科研單位加強資源增殖科學研究，為恢復資源提供先進的技術，有效增殖資源，不斷取得更好的生態和經濟效益。

增殖放流對生態環境的修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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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種群結構，增加物種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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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物種多樣性是生態環境修復的關鍵，因為生物多樣性決定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抗干擾能力，對于一個多樣性高的生態系統，當環境因素導致個別物種的消減或劇增時，與其存在捕食或競爭關系的物種會相應增加或減少以限制這個物種數量的劇變，保持原有的生態結構。我國學者在研究中得出：從增加生物多樣性角度出發，應進行群落或功能群形式的生物移植或增殖放流，通過建立良性循環的底棲生物小生態系統來強化底棲動物在整個大生態系統中的功能，并增加其作用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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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漁業因某些災難性的事故而受損時，有些可以通過增殖放流的手段來進行修復，因為多種類的增殖放流可以改善水域生態群落結構，不同的放流種類不僅可利用天然海域中不同層次的餌料，而且其自身也成為不同魚類的餌料，從而改善了水域生態群落結構，有利于水域生態環境的修復。歐洲諸國和日本在過去的20年間，通過恢復河流或湖泊原有的形態及周邊植物群落來修復受損的水生生態系統，從而達到改善漁業資源的目的。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從2001年起先后在長江口進行了以中華鱘幼魚、中華絨螯蟹和底棲生物（主要為巨牡蠣、菲律賓蛤仔）的增殖放流，旨在通過生物的人工增殖和移植來恢復長江口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結構，改善漁業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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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區域性漁場，減輕捕撈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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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放流時間與天然群體繁育時間不一致，同時通過規范的管理可以形成區域性的漁場，使作業時間得以有效延長。Welcomme?和Barkley?(1998)對現有的有關內陸江河系統中種類移植和增殖放流的成功例子進行了統計，結果表明所有的內陸江河均可以通過規范的生物種類移植和增殖放流來增加資源量，改善魚類群體結構，并形成區域性漁場，最終達到減輕捕撈壓力，修復漁業生態環境的目的。據報道，長江口2005年和2006年進行增殖放流后，在長江口外形成了三疣梭子蟹密集群體，在舟山近海島礁附近海域形成了黑鯛密集群體，在浙江嵊泗海域和江蘇呂泗海域形成了海蜇密集群體，使作業范圍擴大。1999年6月在廣東南澳島附近海域放流了5厘米左右的黑鯛苗和黃姑魚苗等，同年10月就在該海域釣到20厘米左右的黑鯛，次年4月又在該放流海域釣到約1公斤重的黃姑魚，而這二種魚近年在該海域已極少捕到，因此如果在該海域連續幾年放流相同種苗，則能使這些優質海水魚苗形成自然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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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殖放流前充分了解擬引進或放流種類的生物學與生態學特性及其放流的環境條件，是增殖放流成功的基礎。根據Leber等（Leber?et?al,?1995)的研究結果，在海洋中進行成功的增殖放流必須滿足下列2個條件：人工孵化的幼魚能在野生環境中大量生存以及放流的幼魚對野生群體的資源產生增量作用而不是取代野生群體。Brown和Day（Brown?and?Day,?2002）歸納了人工孵化的幼魚可在野外生存的6種行為特征：（1）能躲避敵害；（2）能獲得和處理食物；（3）能與同種交流；（4）能找到或建造庇護所；（5）能在復雜的地形里外自由游動；（6）能在復雜的環境下定位或游動。Kellison等（Kel?鄄lison?et?a?,?2000）也認為能否培育出可在野外存活幼魚是增殖放流順利進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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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餌料生物水平，維持生態系統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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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放流較高食物鏈級的漁業品種能充分利用低食物鏈級的生物作為索餌生長和育肥、繁衍的餌料基礎，這樣既不用投放餌料，避免象海水養殖一樣造成水域的自身污染而引發各種病害的發生，又可以增殖放流水域原有資源量。下列幾種情形可以通過增殖放流來達到改善飼料生物水平的目的：一是當水域中餌料資源組成中的某個類群不足，不能滿足原定居魚類的餌料需要時，可以引入合適的餌料生物（如適度放流餌料魚類）；地是水域中餌料基礎正常，但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此時可以人工放流原有魚類資源，或者引入能夠利用該水域剩余餌料的魚類；三是水域中的餌料資源完全缺乏經濟價值的魚類加以利用，此時需要引入新的品種，以建立新的魚類區系，引進數量應根據水體中餌料的實際蘊存量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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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水庫的生態系統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水庫一般以放養濾食性的鰱、鳙為主，通過移植碎屑食性的鲴類和雜食性的鯉、鯽等經濟魚類，可使餌料資源在不同層次上得到充分利用，同時又能改善水庫魚類的品種結構。例如對于兇猛魚類，以往都作為敵害和清除的對象，而現有研究表明，利用兇猛魚類控制非經濟魚類的種群數量，一方面有利于經濟魚類的增殖，實現從低值魚向高值魚發展；另一方面可通過營養級的聯動效應來調控水庫生態系統。如：鰓魚種群強烈的生態作用與種群數量的快速操控性能，在適宜自然環境的大型水庫中可用作維護良性水庫生態系統的有效操控手段；大型水庫適度增殖鱖魚，抑制底層及沿岸雜食性魚類種群數量，對延緩水庫富營養化進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梁旭方，2006)。另外，有關研究發現，通過海草的人工栽培，可以提高海域的餌料生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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凈化水質，維護漁業水域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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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生物操縱的核心理論，對江河或湖泊污染和富營養化的治理應采取以生物治理為主的綜合措施，可取得顯著效果。目前，在我國大多數湖泊處于富營養化的程度，放流濾食性魚類，不僅能有效改良水質，而且可以提高水體魚產量。增殖放流的幼魚和貝類，不是靠投放餌料生長而是利用海洋中的天然餌料，而這種天然餌料是以含有氮、磷的營養鹽為物質基礎的，從而減少了海洋中的氮、磷，改善了海洋環境。另有研究發現，藻類生長是以氮、磷為基礎的，在氮、磷含量高的海域不施肥的藻類增養殖是減少海洋氮、磷污染負荷的有效手段。據統計，1997年我國因對蝦養殖排入海洋中的氮、磷量分別為9?930t、1?838t，網箱養殖排入海洋中的氮、磷量分別為343．9t、34．4t，貝類養殖利用海洋中的氮、磷量分別為21?902t、1?750．5t，藻類養殖利用海洋中的氮、磷分別為10?899．6t、1?204t。由此可見，貝藻的增養殖所利用的氮、磷量遠遠超過了水產養殖投餌造成的氮、磷排放量。根據有關報道，1998年我國近海捕撈產量為1?405萬t，根據捕撈產量及各捕撈品種所含蛋白質量，計算得出我國海洋捕撈從海洋中提取氮為34萬t、磷為3萬t，由此說明保護漁業資源就是保護海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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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表明,底棲動物群落在底棲-浮游耦合和營養物質的釋放過程中起著非常大的作用，比如底棲貝類作為濾食性動物，能有效降低水體中的懸浮物及藻類，達到凈化水體和為其它海洋動物提供棲息地與攝食場的功能。C?loern?[15]推算濾懸浮物的雙殼類一天至少能夠將南舊金山灣的水體過濾一遍，底棲動物的捕食可能是控制夏季和秋季南舊金山灣浮游生物量的主要原因。Lu等[16]報道海灣扇貝A?rgopecten?irradians?concen?tricus可在TampaB?ay河口完成全部生活史，因此可以采用海灣扇貝來恢復該河口的生物種群，進而恢復河口區生境。雙殼類軟體動物（如牡蠣）通常在其軟組織中累積高濃度的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物[11]，可有效降低水域中的重金屬含量，起到凈化水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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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棲息、庇護和產卵場所，保持漁業資源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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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國家，尤其在亞洲，增殖放流是與棲息地改善結合在一起的，特別是人工魚礁的建設。人工魚礁的特殊結構與功能及其生態誘集效應，可以為海洋生物（魚類、貝類和藻類等）提供良好的棲息、庇護和產卵場所，防止個別對漁業資源損毀程度較嚴重的捕撈行為的發，從而可以更好地保護漁業資源，尤其是放流不久的魚類幼體，維持生物多樣性，達到修復漁業生態環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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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表明，投放前對人工魚礁的結構、建造材料和投放地點進行充分的調研和評估，確定魚類增殖放流最經濟實惠的手段與方式，可以產生良好的功效，為魚類資源量的增殖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Wilbur?and?Pentony,?1999)。韓國在其沿岸已經成功地進行了30多年人工魚礁的成功投放，以試圖修復其魚類、貝類和海藻的資源量，監測結果顯示在人工魚礁區的漁獲量是其它自然礁區漁獲量的2-13倍?(Kim?2001)。從1998年開始，韓國各地政府在沿岸的暗礁地帶和魚礁附近以及一些村莊的漁場內，重點撒播鮑魚和海參等固著性水產種苗，并且逐年擴大規模，旨在養護海洋資源，增加生產量和漁民收入，維持資源的穩定。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發展游釣漁業，在沿海海域投放了1299處人工魚礁，聚集了大量的可垂釣魚類，全國游釣漁業的人數，每年以3-5%的速度遞增，到80年代中期便獲經濟效益18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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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海洋牧場，改良生物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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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海洋牧場的目的是通過改良生物棲息環境和控制對象生物的行為，促進其生存、生長，增加資源量，提高漁獲產量，保持海域生態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和水產品的可持續生產。通過海洋牧場的建設，營造魚類良好的棲息場所，然后向海洋牧場放流經濟魚種苗，制定相關的法規對放流種苗進行保持或關閉海洋牧場海域，直到魚苗長到市場需求大小或漁場形成，才能予以捕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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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4年日本就提出了海洋牧場的構想，在1977年開始海洋牧場及相關領域的研究，每年進行大規模的人工魚礁和藻礁的投放，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海洋牧場，1994年在鹿兒島縣加計品麻島，利用兩個河口灣，興建金槍魚海洋牧場，用于蓄養來自海上捕來的幼魚，養成親魚后采卵，以解決人工種苗的來源，人工育苗的幼魚向西南海區放流。如今，日本大部分海域已形成了大規模的人工魚礁和藻礁場，給魚、貝類提供了良好的生息場所，有效地保護了資源，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韓國有關方面為實現海洋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已制定了自2000年到2050年在沿海全部建成海洋牧場的50年計劃。美國于1968年提出建造海洋牧場計劃，1972年付諸實施，1974年在加利福尼亞建立起海洋牧場，利用自然苗床，培育巨藻，取得效益。美國計劃在今后幾年時間里，將人工魚礁的投放海區，由近海逐漸擴展到外海，逐漸將整個大陸架建成“海洋牧場”，進一步改善海底生物棲息環境，使水產品產量達到75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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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漁業管理，促進漁業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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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漁業管理，制定有效的保護措施，這在資源衰退的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其中包括限額捕撈、規定禁漁區、禁捕期、禁漁網具和防止污染等，通過有效的管理與保護，以避免在生物繁殖期“捉魚取卵”、在生物幼小期捕撈“子孫魚”以及酷漁濫捕“竭澤而漁”，使水生動物能在自然水域中休養生息、自然增殖，從這個意義上說，漁政管理是漁業資源增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Molony?et?al?和Schmitten（Molony?et?al,?submitted;?Schmitten,?1999）將漁業資源所面臨的威脅按規模、程度以及持續性進行分級：第一類為捕撈（主要是過度捕撈以及過多的副漁獲）；第二類為棲息地衰退或改變（表現為濕地的毀壞、環境的物理性改變以及拖網引起的棲息地毀壞）；第三類為外來生物種類的引進；第四類為捕撈力分布發生變動；第五類為污染（如點源污染或有毒有害物質事故性泄漏所產生的污染）；第六類為社會公眾的理解程度以及利益團體的目標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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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增殖的首要目標是在不損害野生資源的前提下增加整個種群規模大小和種類生長率，魚類人工孵化場及增殖放流項目是漁業資源管理的一種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增殖漁業或重新衰竭的資源量?(Heppell?and?Crowder,?1998)。在澳洲西部沿岸，生物多樣性和魚類棲息地面臨來自沿岸開發和因陸源污水排放引起河口及一些受保護水域的環境退化而產生的威脅，因此海洋棲息地的保護主要是通過進行大規模的禁捕來避免商業性捕撈活動對棲息地造成嚴重的傷害，這些禁捕手段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引進的，用以保護沿岸海域的所有海草和暗礁棲息地。國外有關研究指出，在漁業增殖放流方面，漁業管理的主要內容包括：重要魚類棲息地的保護與維護（包括紅樹林、海草、鹽田或鹽堿地）、魚類產卵場和育肥場的保護（如航道挖掘、底拖網和頻繁的水上運輸所造成的魚類產卵場及育肥場的退化）、魚類餌料生物的保護、最大程度地降低水上交通運輸的影響程度、加強環境保護（如重建紅樹林、海草床和水下暗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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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70年代便開始重視水產資源的保護問題，1986年《漁業法》的實施使得我國的漁業資源開發利用、繁殖保護、漁業水域環境和漁業管理都納入了法制的軌道；2003年，為倡導和規范漁業資源增殖放流行為，農業部發布了《關于加強漁業資源增殖放流活動工作的通知》；2006年2月14日國務院批準實施了《中國水生生物資源養護行動綱要》，提出要實施漁業資源保護與增殖、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瀕危物種保護和水域生態保護與修復等多項重點行動；2007年農業部落實中央財政“水生生物資源增殖放流示范項目”，以推進全國漁業資源增殖放流工作；同年發出《關于加強漁業資源增殖放流的通知》，并以實施通知各項要求為基礎，制定《漁業資源增殖放流管理規定》，進一步規范增殖放流行為及其管理，將此項工作做為政府的一項常規性管理工作。目前我國漁業管理最關鍵的是優化我國海洋漁業資源開發作業結構，實現由產量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實施負責任捕撈，實現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存在的問題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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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的努力，特別是近幾年大規模的增殖放流，一些重要漁業資源品種的種群數量有所恢復，漁業生態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國沿岸部分海域多年不見的對蝦、海蜇、梭子蟹等漁汛又逐漸形成，尤其是浙江和福建部分近海海域重新出現了一定規模的大黃魚群體。但相比國外所取得的進展，我國漁業資源的增殖放流數量與資源恢復的需要還有很大差距：放流工作尚未引起有關領導的充分重視，還沒有提升到議事日程，一些地區尚未開展過增殖放流活動；大部分地區沒有制定長期增殖放流的規劃；放流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宣傳不夠，資金支持不足；缺乏統一的規范和科學指導，個別地方存在著無序放流、放流品種種質不純等問題，影響了放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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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放流品種缺乏足夠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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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增殖或盲目移植馴化導致天然水域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漁業資源逐漸衰退。在物種引進和增殖放流過程中，人工孵化的群體會與野生群體進行交配，從而引起魚類個體遺傳、生理和行為方面的改變，對種類生物多樣性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從而影響水域的生態平衡?(White?et?al,?1995;?Kellison?et?al,?2000;?Barnabé?and?Barnabé-Quet,?2000;?Davenport?et?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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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增殖放流只是將數百萬尾的幼魚放流到擬增殖的水域中，以為這樣便可達到資源增殖的效果，而沒有對放流種類在當地水域的可行性進行充分的評估，其實這樣做所引起的后果有時是相當嚴重的?(Welcomme?and?Bartley,?1998)。例如在澳洲進行的紅鰭淡水鱸的增殖放流導致一種危害的病毒在鮭魚和許多當地的魚類中廣泛散播，以及這些放流品種對小型魚類和魚苗的捕食。因此，制定魚類增殖放流的政策應更多地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問題?(Thor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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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瀕危物種放流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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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珍稀瀕危物種資源必須借助于人工增殖放流的手段來恢復和重建，但有關的基礎研究和技術手段滯后，使得漁業資源的增殖現狀與資源恢復的需要還有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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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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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養殖和水環境的惡化普遍導致了水體漁業功能和產量的退化，保護環境與發展增養殖之間的矛盾日趨顯著。同時由于環境容量研究數據的不足，在漁業增殖放流過程中沒有對放流品種的規模數量進行充分的評估，在不定期程度上影響了增殖放流的順利進行。從19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挪威在沿岸放流了60多萬尾鱈魚幼體，但由于環境容量問題，在一些小海灣中的放流沒有取得成功，研究人員認為其原因在于放流的個體與野生個體發生食物競爭、環境條件惡劣以及自相殘殺等?(Blaxt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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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力度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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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構分散、體制不健全等因素使得一些開放或半開放的水域得不到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根據漁業管理法規，盡管政府部門必須盡力爭取漁業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化，促進不同漁區的共同發展，但首先要考慮的最關鍵問題應該是保證漁業資源及其生存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其他方面均位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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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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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過增殖放流對水域重要種群及其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及修復，并取得了明顯的效益。為保證我國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建議采取以下對策：（1）建立我國近岸水域重要資源保護區，對現有資源總量及物種進行有效評估；（2）進行關鍵物種的增殖放流；（3）開展放流效果跟蹤評估技術及放流水域環境容量的研究；（4）控制對受保護物種的捕撈壓力，科學制定禁捕時間及區域，控制漁業船只數量及捕撈方式、捕撈物的年齡或體長最低額度，保護幼齡種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