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人物自傳可以了解主人公的成長之路，可以感受不同時代的社會歷史，更重要的或許是如胡適書中所言，能夠了解“心理上的動機，黑幕里的線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觀察”。

讀完《四十自述》，仿佛跟隨胡適回到了100多年前的那個中國，清晰的看到了那個時代的風貌，看到了新文化運動的萌芽和發展，看到了新舊交替的沖突和百家爭鳴的思辨。

《四十自述》從童年講起，將胡適四十年的生活分作三段，分別是在家鄉的幼時教育，在上海的求學時光以及在美國時提出的“文學革命”主張。

胡適幼年喪父，母親生在鄉村卻通達明理、仁慈溫和，家中雖處境艱難，她卻仍堅持讓胡適讀書求學，也正是因為讀書，改變了胡適的命運。他說自己“在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會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學得了一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第二章“從拜神到無神”，詳細敘述了胡適唯物主義思想的形成。胡適父親受程頤朱熹一系理學的影響，提倡“格物窮理”，教人“即物而窮理”。胡適認為父親留給自己的影響有二，一是遺傳，二是程朱理學的遺風。胡適母親及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母親盼望他能讀書成名，也常常叮囑他每天要拜孔夫子。而他在十一二歲時，卻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究其原因，竟是因為那時讀《資治通鑒》，有一段范縝的故事導致的：“縝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意思說，形和神的關系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鋒利一樣；沒有刀子，便沒有了刀子的“快”；沒有形體，還能有鬼神嗎？胡適說，司馬光引用了這三十五字的《神滅論》，居然把他腦子里的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后，他不知不覺成了一個無神無鬼的人。

書的第六章“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詳述了文學革命從“亂談之語”到成為席卷中國的文學運動的過程。開始只是胡適和諸位友人關于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學的學術討論，隨后在愈演愈烈的爭論中，“他（梅覲莊）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得更激烈了”。

1915年胡適在給梅覲莊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名詞。理越辨越明，在這些你來我往的書信辯論中，胡適也不斷完善自己關于白話文學的主張。1916年，他寫成《文學改良芻議》，抄寫二份，一份給《留美學生季刊》發表，一份寄給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對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此后，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正式在國內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

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頒布命令，是年秋季起，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用白話文。接著，大、中、小學教材全都改用白話文，文學革命宣告勝利。

呂思勉說，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風化，特殊人所做的特殊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當然不會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而今，回首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新文化運動開始，五四運動爆發，及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我們的國家是因為胡適這樣的青年們，在不斷奮斗中迸發出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