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回歸農業、重新關注“三農”問題，至今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的公布，中央在新世紀已連續出臺了六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這標志著我們黨已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執政興國的頭等大事。期間，中央還相繼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反哺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等重要論斷。黨的十七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要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要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簡而言之，建設現代農業的過程，就是改造傳統農業、不斷發展農村生產力的過程，就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促進農業又好又快發展的過程。

漁業是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漁業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方面，建設現代漁業是建設現代農業的重要內容。農業部副部長牛盾2007年在全國農業工作會議漁業專業會議上指出：新時期，我國漁業要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就必須立足中國國情，堅持科學發展，切實轉變漁業發展方式，著力提高漁業現代化水平，實現傳統漁業向現代漁業的轉變，走中國特色漁業現代化道路。

這里就引出了現代漁業的概念。什么是現代漁業呢？現代漁業是相對傳統漁業而言，遵循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和可持續發展理念，以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和有效的管理為保障，以現代科學技術和設施裝備為支撐，運用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經營管理手段，形成農工貿、產加銷一體化的產業體系，實現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和諧共贏的漁業產業形態。

建設現代漁業，轉變漁業發展方式，提升產業發展質量和水平，是實現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是確保水產品安全供給和漁民持續增收的需要，是實現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和建設良好生態環境的需要，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當前，我國漁業正處在從傳統漁業向現代漁業過渡的轉型期，而原有的傳統漁業管理模式已逐漸顯現出不適應現代漁業建設需要的態勢，構建新的現代漁業管理模式已刻不容緩。這里主要有二層意思：其一，為了更好地促進現代漁業建設，傳統漁業管理模式必須向現代漁業管理轉變；其二，也只有真正實現了現代漁業管理，才能切實為現代漁業建設提供保障和支撐。可以說，現代漁業管理是促進轉變漁業發展方式，提升漁業產業發展質量和水平，實現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和建設良好生態環境、推進現代漁業建設的需要。

縱觀國際上公認的幾個漁業管理較好的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挪威、日本等國，其漁業管理都具有完備的法律法規、明確的管理目標、先進的管理手段以及一支專業化、高素質的管理隊伍。反觀我國漁業管理，雖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漁業管理隊伍和數量最多的漁業執法船艇，卻依然屬于粗放型管理模式，在體制機制、法制建設、漁業權屬關系、產業規模和結構、執法監管、社會化公共服務等方面均存在亟需轉變、強化和完善的方面和薄弱環節。因此，我國要實現現代漁業管理，必須先從建立適應現代漁業發展需要的漁業管理目標著手。這些目標包括：

科學的決策機制

首先，要建立多元決策主體結構，重視非政府代表在決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共決策覆蓋和惠及的是公眾和社會的利益，要體現其公共效力，就必須分散決策權，擴大決策主體，構建多元決策主體結構。如美國和日本都由漁業管理委員會體系承擔漁業管理政策、計劃制定和漁業法規起草的職能，其性質都是非政府組織，人員構成包括漁業官員、漁業生產者代表、漁業專家以及相關利益者代表。目前我國政府有關漁業方面的決策已十分注重專家的參與，但尚不具備法定性和強制性；而漁民和漁業相關利益方的參與則相對缺乏，導致決策主體仍比較單一。單一決策主體結構易使決策權分配失衡，因此我國應加快建立多元決策主體結構，突出專家在決策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并逐步吸納漁民代表和漁業相關利益方的參與。在這一多元決策主體結構中，專家應在決策的制定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現代漁業管理的目的之一是實現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和建設良好生態環境，而專家提出的意見往往是從漁業資源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具備充分的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撐，最大程度地反映了資源、環境保護需要，應作為決策的首要基礎。但專家意見有時僅反映了自然客觀規律，與社會發展實際結合不夠緊密。這時，漁民代表和漁業相關利益方的意見就可以反映廣大漁民群眾和相關利益方的訴求，使決策更符合實際，更易于為各方所接受，更具有可操作性，實施更為順利。而政府部門則應避免決策過程中的“喧賓奪主”，只需起到牽頭組織、綜合平衡的作用即可。統籌協調專家、漁民代表和漁業相關利益方的意見，最終形成既有利于保護資源、環境，又考慮到漁民群眾和相關利益方訴求的最佳方案，使“決策”切實可行，行之有效。

其次，要建立科學規范的決策程序。決策程序是決策的命脈，科學規范的決策程序包括公正的決策規則、一致的決策標準和民主的決策過程。在這方面應特別注重以下兩點，一是對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重大漁業管理事項，應通過建立健全專家論證、技術咨詢、決策評估等制度，以保障專家能夠全程參與決策并發揮積極作用。二是對與漁民群眾和相關利益主體密切相關的重大漁業管理事項，應通過建立健全決策公示、聽證、答辯等制度，優化政府與社會各方的利益對話機制，充分保障漁民群眾和漁業相關利益主體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使漁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能夠在重大決策中得以實現。

再其次，要建立決策頒布前的評估機制。漁業管理特別是漁業資源管理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依賴可靠的數據信息和謹慎的分析判斷來降低這種不確定性，為漁業決策提供可靠預判。美國、挪威、日本等漁業發達國家的漁業決策都依靠強有力的基礎科學機制為支撐。目前我國漁業決策的科學支撐主要依靠由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及各海區、流域水產研究所和省級水產研究所形成的科研調查體系，但在作為決策重要支撐的漁業統計數據方面，數據來源主要依靠行政逐級上報，數據的系統性、完整性和可靠性缺乏有效的保障，漁業統計數據信息對決策的支撐力明顯不足。要改善漁業決策科學支撐機制，就必須改革現行漁業數據統計制度，特別是要改變漁業統計數據的來源途徑，并建立統計數據的可靠性監督機制，確保漁業決策建立在對科學、客觀、可信的基礎數據的研判之上。

良好的法制管理環境

首先，政府應充分履行漁業法制建設職能。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各種經濟社會關系真正發揮作用和進行調節的是法律體系，政府職能的價值取向應是“法治”。而法律制度正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在漁業行政管理中，政府應充分履行漁業法制建設職能，建立漁業法律法規廢、改、立機制，不斷健全并完善漁業法律法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漁業法制建設得到了較大發展。但三十年來大部分漁業法律法規的廢、改、立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為了適應國家新出臺的重大基本法律作修改；為了解決漁業管理中暴露出的重大問題而事后補缺；為了適應國際管理形勢變化作調整。漁業法制建設大多以被動性修補為主，前瞻性、預見性、主動性的創建工作顯得不足；目前所形成的漁業法制體系及相關制度，還不能有效解決漁業發展存在的諸多問題。如當前需要建立的法律法規有《漁業水域生態環境監督管理條例》、《漁港監督管理條例》、《漁業船舶管理條例》等；需要調整、完善的法律法規有《漁業法》、《漁業法實施細則》、《水產資源繁殖保護條例》等；對于一些已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則應及時予以廢除。同時，還應加快建立漁業標準化體系，為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公共產品。如捕撈方面的網具標準、漁法標準、漁獲物可捕標準及各種作業配額標準等，養殖方面的用藥規范、藥殘標準和污染控制規范等。這些標準的制定也是漁業政府部門的重要職責。

其次，要強化法律、法規、標準的宣傳與培訓。我國傳統文化中歷來有“不知者不為罪”的說法。雖不準確，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法律、法規、標準如不為人所共知，其效力必將大打折扣。而法律、法規、標準一旦出臺后能否為大眾所熟知并接受，關鍵在于宣傳培訓的力度。對于已經制定或新修訂出臺的漁業法律、法規及相關標準，應及時面向漁民群眾和相關利益主體開展廣泛宣傳和培訓教育，以避免法律、法規及相關標準實施后卻起不到指導實踐、規范漁業經濟運行作用的尷尬局面。只有切實加強宣傳、培訓和教育，才能提高廣大漁民群眾和相關利益主體的法制意識和遵守法律法規的自覺性，確保漁業法律、法規及相關標準的順利貫徹和有效施行。

再其次，要強化執法監督和違法懲處。維護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主要依靠執法監督和違法懲處這兩個重點環節。在執法監督的層面上，講的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反觀目前我國漁業監督執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違規執法等現象還一定程度地存在，特別是在基層漁業監督執法中，“依法行政”仍未得到全面落實。加強漁業執法隊伍建設，強化漁業執法監督作為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之一，依然任重而道遠。同樣，在違法懲處的層面上，講的則是違法必究。長期以來，我國行政執法領域對于違法行為一直存在重批評教育、輕行政處罰的傾向，違法成本太低，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震懾違法者和遏止違法勢頭的蔓延。對于那些違法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社會危害性大的違法行為必須加大懲處力度，讓那些敢于以身試法者承擔較高的違法成本，才能以儆效尤，確保法律法規真正落到實處。

明確的漁業權屬關系

自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我國《物權法》在“用益物權編”中規定，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灘涂從事養殖、捕撈的權利”受法律保護（《物權法》第一百二十三條）。這是我國民事基本法律首次明確漁業養殖權和捕撈權（以下統稱漁業權）為用益物權，對促進我國漁業持續健康發展、維護漁業生產者合法權益具有重大意義。但是,《物權法》有關漁業權的規定十分原則、籠統和抽象。就現階段來看,無論在立法上,還是理論研究上,我國的漁業權制度均處在初創階段。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我國至今尚未明晰劃分漁業權屬關系。而明確的漁業權屬關系，正是漁業實現分類管理，有效進行宏觀調控、保障漁民合法權益的必然選擇。如我國的近鄰日本、韓國，都對漁業權屬有著較為明晰的劃分。

要明確漁業權屬關系，首先，必須區分商業漁業與生計漁業的不同性質，制定生計漁業確權標準，并明確生產者商業漁業權與生計漁業權的份額。歷史上，我國漁業多以漁民生計漁業為主。但隨著近年來商業資本逐步進入漁業行業，目前我國漁業已分化為商業漁業與生計漁業兩大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生計漁業是傳統漁民自給自足、賴以維生的漁業生產活動，其目的是維持基本生計；而商業漁業則是商業資本投資漁業行業進行的漁業生產活動，其目的是投資獲取利益回報。兩者的目的有著顯著的區別，因此理應加以明確區分。這里必須強調的是，區分商業漁業與生計漁業應以其性質作為標準，而非簡單以生產主體來劃分。舉例來說，現今的傳統漁民許多已非全部屬于生計漁業的范疇。傳統漁民為了改善生活，在維持生計的基礎上，也會進一步擴大生產以獲取更大的收益。這部分生產的目的并非為了維持生計，而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回報，因此屬于商業漁業的范疇。要準確區分生計漁業與商業漁業，就必須制定生計漁業確權標準，以明確生產者商業漁業權與生計漁業權的份額。生計漁業確權標準的制定，必須統籌考慮傳統漁民維持個人、家庭生計所必需的漁業權的份額，并與商業漁業權進行定量切割，為今后有針對性的管理奠定基礎。

其次，要制定針對不同漁業權的管理政策。在明確區分商業漁業與生計漁業權屬后，自然應針對不同漁業權制定符合其各自特點的不同的管理政策。在這方面，日本、韓國等國均有著較為成熟的做法。簡而言之，就是針對生計漁業（日、韓稱其為漁業權漁業）和商業漁業（日、韓稱其為許可漁業）分別實施不同的管理制度。一方面通過漁業權漁業制度保障傳統漁民在一定的公共水域從事特定漁業生產的獨占和專有的權利；另一方面通過許可漁業制度限制商業資本任意進入漁業行業，控制捕撈強度，保護漁業資源。這應該也是我國今后制定不同漁業權管理政策的立足點和發展方向。如在當前階段，可考慮在稅費政策、漁用柴油補貼政策等方面向生計漁業傾斜。

再其次，要研究制定不同的權益保障制度。對于商業漁業與生計漁業應分別研究制定不同的權益保障制度，既要保障商業漁業權益，更要大力扶持保障生計漁業，因為這部分漁民在社會中屬弱勢群體。這里就重點圍繞生計漁業權益保障問題作一闡述。漁業權是漁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益。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建設規劃的實施、海洋資源的開發，以及其他種種原因，漁民的漁業權益受到越來越多的侵害和威脅。就捕撈權益而言，面臨捕撈作業場所被擠占、漁業資源和環境惡化等威脅；就養殖權益而言，則存在水域灘涂養殖規劃不盡完善、養殖水域灘涂征用不夠合理等矛盾。保護漁民漁業權益，已成為保障漁民群眾生存、發展的迫切要求和政府工作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當漁民權益受損時，就需要得到救濟和保障。一是要健全漁業權益損害補償制度。權益補償是對權益受損者最直接有效的救濟。健全漁業權益損害補償制度與漁區社會穩定問題密切相關，因此應按照“誰開發、誰補償”的原則，因地制宜地合理確定補償標準。二是要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要結合漁區實際，籌建漁民基本生活、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對困難漁民生活給予必要保障，并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改進、提高和完善。三是要引導失漁漁民實現再就業。在幫助轉產漁民提高文化和勞動技能素質的同時，有計劃地發展以轉產漁民為主體的水產加工、海陸運輸、漁文化旅游等產業，或組織漁民勞務輸出、發展過境漁業等，從根本上解決轉產漁民的出路問題。

適度的漁業發展規模

過去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漁業發展規模并非越大越好，盲目擴大規模導致的酷漁濫捕，將給資源、環境造成近乎不可逆的不利影響。漁業作為一項資源、環境利用型產業，其發展必須實行規模（總量）控制，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首先，海洋捕撈規模應控制在漁業捕撈能力與資源再生能力相協調的水平。在這方面，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漁業發達國家都有著較為一致的認識。如美國《漁業保護和管理法》明確規定，美國漁業管理的總體目標即是使每一種漁業持續達到最佳產量，同時又防止捕撈過度，促進漁業的可持續發展。簡而言之，就是既不破壞資源，又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源。我國漁業發展要實現這一目標，一是應繼續深化實施國家減船轉產政策，重點控制商業性漁業生產。一方面要進一步嚴格捕撈許可制度，嚴把準入關；另一方面國家應重點針對商業漁業，加大政策性贖買力度，盡力控制并壓減捕撈強度。二是通過稅費調節控制并調整不合理的作業方式，逐步建立合理的漁業結構。事實上，各種作業方式對資源的影響不一。如拖網、張網等作業方式對資源的選擇性差、破壞較大，但由于其技術含量低、易操作或成本低、見效快、收益大而被漁民廣泛采用；而刺網、釣具等作業方式雖對資源影響較小，但其因勞動強度大、技術要求高或因效益差而較少被漁民采用。針對這種情況，可通過稅費政策加以引導和調節。對拖網、張網等作業方式，可適當增加稅費征收；對刺網、釣具等作業方式，則可通過培訓、減免其稅費，鼓勵漁民掌握和發展這些對資源保護更為有利的作業方式。三是按照先易后難的順序，逐步實現以投入控制為主向產出控制的轉變，推進實施配額捕撈制度。現今，世界上大多數漁業發達國家的漁業管理均以產出控制為主。而我國目前實施的“雙控”制度仍屬投入控制，在具體管理中，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由投入控制為主向產出控制轉變是大勢所趨，更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務之急，是要抓緊摸清我國漁業資源本底數據，如資源總量、單一品種可捕量等，為下一步探索實行總可捕量制度（TAC）、個體配額制度（IQ）奠定基礎。同時應規范漁獲物銷售行為，建立指定、規范的水產品拍賣交易市場。拍賣的交易方式有利于保障漁民利益的最大化，而交易市場定點則有利于國家了解、掌握和統計產量數據，為總量控制、配額控制提供數據支撐，也從根本上為改革我國現行漁業產量統計制度創造條件。

其次，漁業養殖規模應與生態環境相協調。與海洋捕撈一樣，漁業養殖也有其自身應該遵循的客觀規律，即養殖規模不應超出生態環境所能承載的范圍，不能危及周邊的生態系統。為此，必須建立標準化養殖規范體系和環境監測預警機制。通過標準的制定來科學規范養殖模式，明確合理的養殖方式，摒棄落后的養殖行為。同時，建立環境監測預警機制，加強對養殖環境的動態監測，在漁業養殖可能對周邊生態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前提前發出預警信息，使各方能及時加以干預，將隱患排除在萌芽階段，確保漁業養殖走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嚴格的監管機制

首先，要突出政府依法監管職能，維護公平正義和漁業生產秩序。依法監管是政府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如缺乏嚴格、有效的監管，社會個體、群體行為必將走向無序和“失范”。在這一點上，漁業監督管理也不例外。具體而言，一是要通過監督管理保護漁業資源和水域生態環境；二是要通過監督管理維護漁業生產秩序，并保障漁業生產安全；三是要通過監督管理保障水產品的質量安全。這三個方面都直接體現了對漁業內部和外部公共利益的維護，是漁業監督管理的重中之重。

其次，要強化監管手段，綜合運用海查、陸查及各種現代化監管方式。過去，漁業監管手段較為單一，主要依靠海上登臨檢查，在執法管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實，海上執法檢查與陸上港口檢查應各有側重、互為補充。如查處“三無”、“三證不齊”漁船和“克隆船”，就應作為港口檢查的重點，而海上執法檢查的重點則應是查處違規作業的漁船。因為漁政船在海上識別、查處“三無”、“三證不齊”漁船和“克隆船”，必須逐船登臨，難度很大，而在港口檢查中核實漁船身份相對容易。海上執法檢查與陸上港口檢查相結合，有利于提高執法效率，降低執法成本。同時，要積極創新監管模式，加快引入先進科技手段。先進科技手段在某些方面能夠發揮傳統監管方式所無法替代的作用。對于經試點建設、推廣應用條件已基本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漁船身份識別、漁船防碰撞、漁港動態監控等先進技術，要加速推廣普及應用，以進一步豐富漁業監管手段，提高監管效率。

再其次，要探索建立重大違規案件轉入司法程序的途徑。目前，漁業行政執法難的問題相當突出。逃避檢查、阻礙執法的現象較為普遍，暴力抗法事件時有發生且屢禁不止。漁業行政執法的權威面臨極大的挑戰。加之漁業部門自查自處的監管體制，容易在漁業管理內部產生地方保護主義、漁業監督執法受行政干預、管理上各自為政、自由裁量權過大等諸多弊端。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引入司法途徑解決的渠道。一方面，對于那些性質超出行政執法管轄范疇的重大案件應提交司法途徑解決，不能以行政法替代民法甚至刑法，以行政處罰替代民事賠償和刑事責任。另一方面，對于漁業管理內部涉嫌瀆職、濫用職權等重大案件的，也應提交司法機關處理，不能存有“護短”思想，更不能一味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有打通重大案件轉入司法程序的途徑，才能真正實行對外維護漁業行政執法的權威性，對內維護漁業執法隊伍的純潔性。

最后，要加強對漁業行政執法人員的道德建設和能力培養。一切工作最后還是要依靠人來干，隊伍的好壞決定事業的成敗。現代漁業管理對漁業行政執法人員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漁政隊伍綜合素質，增強漁政隊伍執法能力，加強漁政隊伍建設已刻不容緩。應盡快明確漁業行政執法人員的基本素質要求、行為規范要求，并通過完善考核機制、建立并強化督察制度等方式，增強漁業行政執法人員的大局意識、法治意識、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提高依法行政、科學管理、服務漁業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一支有覺悟、懂政策、會管理的漁業行政管理隊伍。

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首先，必須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經過多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突出的標志就是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積極進展。自進入新世紀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明確將政府的主要職能定位于“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要求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把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切實管好，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政府職能要實現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同樣，新形勢下我國政府漁業管理職能主要包括漁業法制建設、漁業經濟調節、漁業公共服務、漁業監督管理等四大內容。如何進一步提高認識，轉變觀念，加強漁業法制建設，改善漁業經濟調節，提升漁業公共服務，強化漁業監督執法，著力打造法治型、指導型、服務型漁業管理部門，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必須去面對、思考、研究和解決的。

其次，要大力培育漁業組織，增強漁民自我管理能力。加快政府漁業管理職能轉變，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借助于政府之外的社會力量，使其承擔從政府剝離出來的部分職能，特別是應將漁業微觀管理事項、技術性管理事項，放權于社會漁業組織，培育、發展和強化其管理和服務功能，實現政府與社會分工共管，讓政府將有限的行政資源致力于最關鍵的管理領域，促進政府漁業管理職能轉變和提升。漁民組織參與漁業管理，對轉化漁業微觀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并可降低政府監督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果和效率，這在美國、挪威、日本等漁業發達國家有著廣泛的實踐，尤其以日本最為突出。在日本，漁業權制度和許可制度主要依靠漁業管理委員會、漁業協同組合等非官方組織實施，漁業法令的解釋權和實施監督權實質性地賦予了漁業管理委員會，漁業管理委員可對任何與漁業管理有關的事項做出指示，對象不僅限于漁民，必要時可對任何有關人員做出勸告；漁業協同組合是漁業權制度的具體執行者，并在法律框架下規定和實施對漁業作業的具體管理。目前，我國一些涉外漁業重點地區也已相繼成立涉外漁民協會，并在入漁指標分配、漁民維權、涉外漁業知識與安全生產技能培訓、海上互助互救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由此可見，只要正確界定政府與漁民組織的關系，合理分配權利，給予漁民組織適當的自主權，就能夠充分發揮漁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主觀能動性，提高管理效果。

再其次，要積極發揮社會組織對漁業的服務保障作用，合理分擔政府職能轉變以后由社會承擔的責任。許多具體的漁業管理和服務事項既具有微觀性又有很強的專業要求，政府包攬式的管理必然導致機構膨脹、效率降低和缺乏監管。如果將這些管理服務事項轉移到社會中介組織，既可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又可提高監管、服務的效率和效果，還有利于促進管理的公平公正。如漁業船舶檢驗、漁業水域環境監測、水產苗種質量檢驗、水產品檢驗檢疫、水產品拍賣交易、漁業船舶交易等管理服務事項，應充分利用社會資源，授權社會專業機構，以提高服務與管理的專業性。而政府漁業管理職能部門則應通過建立資質認證與監督制度，加強對社會中介組織的監管，對管理的公平性與合法性予以監督和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漁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與各級漁業管理部門的不懈努力和扎實工作是分不開的。但我們同時應該看到，當前我國漁業管理模式與新形勢下現代漁業管理的要求還相距甚遠，漁業管理工作依然存在許多薄弱環節。這就要求我們廣大漁業管理部門切實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上述現代漁業管理目標為努力方向，自覺增強使命感、責任感和緊迫感，為全面推進現代漁業建設，促進漁業又好又快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