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家有錢了，投入科研的經費多了，但是課題費浪費現象很嚴重，看著令人很痛心。”提到國內目前的課題經費管理狀況，一位現定居在美國的教授忍不住這樣對《科學時報》記者說。
作為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科研計劃管理模式的轉變有其鮮明的時代背景，始終與我國現行的科研計劃管理模式和國際科技發展趨勢息息相關。
現行的課題制度是在1998年經國務院批準，中國實施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在規劃項目的管理中，科技部、財政部等部門積極探索實行課題制管理模式。
在2001年，中國科技體制改革邁出重要一步：國家科研計劃今后將全面實施課題制管理，課題責任人在批準的計劃任務和預算范圍內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并允許跨部門、跨單位擇優聘用課題組成員，但課題責任人也要對課題研究和經費使用承擔法律責任。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傳統的以單位為中心的科研管理模式，由于課題責任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確，自主性較弱，受到的行政干預較多，積極性與創造性無法得到充分發揮；同時，在這種模式下，各種科研資源難以打破單位界限、部門界限和所有制界限，不利于人才流動機制的建立。科研計劃項目管理與經費管理之間缺乏相互制約機制，這也給監督管理帶來了不少麻煩。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引入了課題制。2001年12月20日，由科技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4個單位聯合頒發了《國家科研計劃實施課題制管理的規定》，開始在以國家財政撥款資助為主的各類科研計劃，如“863”計劃、“973”計劃、科技攻關計劃以及其他財政撥款安排的科技專項中，實施課題制管理。
課題制是世界各國或地區科研活動的一種基本管理模式。課題制以課題為中心，突破了單位、專業的制約，可以對優勢資源進行最大限度的集成，有利于實現重點突破。并且其以人才為中心的特點，使課題負責人可以跨單位、跨部門，甚至跨國界，不拘一格擇優聘用課題組成員，有利于人才流動機制的建立。同時，課題責任人和依托單位之間可以實現雙向選擇，更有利于人、財、物等科技資源的優化配置。
國內對課題制的權威釋義源于《國家科研計劃實施課題制管理的規定》：課題制是按照公平競爭、擇優支持的原則，確立科學研究課題，并以課題為中心，以課題組為基本活動單位來進行課題的組織、管理和研究活動的一種科研管理模式。各地根據實際制定的本地區“課題制”管理辦法，對課題制的內涵有所增減。
雖然國外的經驗證明，課題制能極大地激發研究人員的創新潛能，是成功有效的。但在中國實施至今，正如一位科技官員所言：“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常務副主任杜生明對本報記者說：“問題不是出在哪一個層次的管理，而是缺乏一個嚴格的管理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局長王延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了科研項目課題制管理的難點與問題： 一是課題來源的多元化與分散化，有可能導致課題數量過多，出現課題設置的低水平重復，降低資金投入的效率。二是科研項目課題制的內在激勵機制有利于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但其在培養學術大師、促進生產精品成果的機制方面還有缺陷，值得進一步探索。三是科研項目課題制比較適合技術開發性項目、應用性項目、應急對策性和集體團隊項目的研究，而適應需要較長時間潛心研究的個性化項目、學科基礎項目有一定難度。
他還提及了中國國情導致的課題制需要處理的各項關系增多。最直接的關系是課題資助方與課題組雙方之間，還包括這兩方與依托管理機構和管理單位的關系、與學術評議專家的關系、與其他課題參與方或者涉及方的關系，以及課題組內部課題主持人與成員的關系等，這些方面的責權利關系都要有相應的管理制度，甚至需要簽定雙方合同或者幾方合同加以確認與規范。
他寫道，在我國實施科研項目課題制的過程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原有的和新設立的科研單位本身都以實施“課題制”名義設置了大量研究課題，一些覆蓋范圍很小的基層組織，甚至中學等科研能力很弱的科研教學單位都設立和管理著各類課題，形成了很有中國特色的“單位制”課題體系。
“現在國家對科研的經費投入不是一點點地增加，而是翻倍地增加，如何有效地使用和管理這些經費就是對課題制的考驗。”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穆榮平分析了對于現行課題制的根本性問題，其一，沒有改變“激勵爭取項目”的政策導向。課題組長對于經費使用權利過大，有可能“激勵”課題組多頭申請課題，而不是集中精力提高課題完成質量。其二，沒有充分調動項目依托單位加強科研管理與質量控制的積極性和調控能力。
如果國內按照這種方式來把控課題經費的使用，就會加大項目委托機構和項目承擔單位的管理成本。穆榮平認為，應提高單位的管理費用，以調動單位對課題管理、培養人才的積極性。
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副所長王飛躍則在不久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把課題組長對經費的支配權削弱，轉到研究所管理部門，一樣會存在管理人員對經費濫用的風險。除非能夠有一套辦法，使研究單位提取的部分課題管理費能夠用到培養人才和科研環境的改善上。”
另外，做支撐服務的部門行政人員在中國一貫具有管理權威，服務的意識不夠，牽扯到的問題很多。“科研經費管理只是折射出這個機制的問題，甚至可以說跟項目沒有關系。我贊成找一些單位先做一些試點工作。”王飛躍說。
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中關村管委會原主任戴衛在中關村科技重大專項資金試點啟動會上也表示，政府有關部門應通過試點示范工作，不斷總結和積累經驗，積極探索創新，從局部試行逐步過渡到全面推進，進一步深化科技經費體制改革。
接受采訪的研究人員都表示，科研管理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甚至只是一個細節問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給記者的一封郵件中寫道：“我也不認為這些科研管理細節的好與壞會對我國科研事業有多大影響。我國現在科研事業中的問題很多，不很理想。它是整個社會的體制制度、教育、文化、道德、誠信、民主、法制、評估體系、價值體現等方方面面問題在科技界的反映。科技界在整個社會中不會特別好，也不是特別差，因此我現在更關心的問題是社會改革問題。”
杜生明也認為：“經費管理是一個大問題，國家層面上經費分配則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因缺少成型的、有思路的規劃，致使經費劃撥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好的規劃對于經費如何使用、支持什么樣的人才隊伍等都有明晰的思路，最終達成一個長遠的目標。”
穆榮平的觀點與杜生明非常一致。他關心的焦點則是，在大量經費增加的情況下，國內應該用什么樣的科研管理模式。如果還用傳統模式管理，則風險太大。現在有必要對課題制做一些改變。目前國內需要的是一個發展的政策。
中國科技發展戰略從跟蹤模仿到跨越的重大轉移，也為管理模式的轉變指明了方向。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傳統科研活動的組織管理模式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了公開招標、基金制、合同制、同行評議等改革措施。
“在現階段，我們要從改革思路向發展思路轉變。”穆榮平說：“發展是對自己與環境的共同認識。簡單而言，就是我們先要知道該做什么事，然后做的時候就會發現問題，我們再來改，而不是我們整天坐在這里談改變，不知道應該干什么。”
他認為：“大國應當有主見。自主創新不僅是自己干，最重要的是要自己把握創新方向，要有自己的思想。僅靠出國考察，發現什么地方不好趕緊回來改，這還是改革政策，而不是發展政策。發展政策就是知道自已要發展什么，什么更適合自己。現在中國缺少的就是自己想著走的人，基本上都是跟著別人走，沒有自己的思想。”
穆榮平說：“我們要有一個可以想像的未來，要對有利于我們未來發展的各種資源作戰略儲備。目前中國最缺乏的，是與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匹配的路線圖。在這種狀況下，一個系統的改變是沒有意義、也沒有辦法改變的。”
除了缺乏發展路線，王飛躍指出：“現在缺合適的人。一個重大項目出來，來回撥拉，能夠承擔的就那么幾個人。更遑論能夠指出發展方向的人才。其實，中國確實有很多人才,問題是我們還沒讓他們冒出來。”
目前從數量上而言，中國的科研人力資源在世界范圍內也已經是數二數三了。穆榮平說：“現在就是缺人，真是不差錢。”
王飛躍說：“中國目前很多事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一個好的制度要依靠一批人來落實完成。關鍵還是要具有規模的一批人來撐起這個制度。”
